[62]由此可见，工作机关的建设和充实，实则连通全国人大的政治机关、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属性，使其实现各种属性并具备了组织基础和机构载体。

[40]需要稍作说明的是，《行政强制法》第19条规定的情况紧急的实施程序是指该法所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的紧急实施程序，与即时强制有相近之处，但仍为两类措施。来源：《清华法学》2022年第6期。

之所以修改了这一观点，主要是因为《行政强制法》为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设定了不同的发动条件，基础行为的生效标准出现了多样化。即时强制容易与直接强制混淆，直接强制是以命令为前提，在对方不服从命令时采取的措施。故而，行政强制措施直接成为行政法总论的内容。[10]但当时也仅限于田中二郎《行政法总论》的目录。[25]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6页（方世荣执笔）。

这里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相近的，都是指带有强制性的措施，而不仅为行为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从这意义上说，即时强制也应有紧急强制与一般强制之分。回首这个起点，无论是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领导人，还是亲身参与修宪的宪法学者，都会亲切地把这部新生的宪法称为新宪法。

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意识梳理历史文献，以此去理解八二宪法的诞生，本文在理论层面上也能作由史入经的尝试。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讨论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何以不存在呢？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通过的修宪决议，大致构成了新宪法如何起草并通过的一部立法法，规定了修宪的主持机构，也设定了修宪的基本程序，包括从提出草案到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全民讨论，返回修改，而新宪法生成的最后一个程序，是提交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49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然而，新并非一种绝对的价值或逻辑，社会主义法制不可能追求日日新，成文宪法的存在本身也就表明政治必须要有章可循。

7月18日，彭真收到邓小平关于修宪期限的指示，仍按原计划完成，不要推迟，32修宪自此进入快车道。而宪法修改草案初稿的完成，尚且有待彭真阶段的加速，尤其是1981年10月5日至11月中旬的玉泉山集中27——苦力班子夜以继日，上午、下午、晚上，每天三班倒，日夜伏案起草宪法修改草案，28终于拿出了宪法修改草案的第一稿。

以修宪事情之大，关系问题之多，涉及方面之广，这27个月从无到有的宪法文本创制过程，当然不是三五句话的简史所能洞察的。此时距离彭真接手修宪已经过去3个月，再过两天就要开始至关重要的玉泉山集中， 把‘门市摆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56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第437页。31这一时期留下一些重大问题未能解决。

30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册，第661页。这一点，作为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基石问题，恰恰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31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册，第661页。当时参与秘书处工作的许崇德说：任务是调查研究，草拟宪法条文及其它的有关文件，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班子。

其次，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阶段就有稳定性的需求，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者也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自觉，在草案形成过程中，定字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宪法只写定下来的内容，有争议的不写，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所形成的宪法文本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摩擦，由此确保新宪法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稳定性。67如许崇德晚年感叹，后来人洞悉史情，了解今日宪法与宪政之所由来，才能形成对我国宪法的热爱。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如同有机体的成长，未生或新生的总是最可塑的，随着其形态逐渐显现，后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也就得以框定，宪法发展的过程也是如此。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384页。《决议》及其所承载的统一认识就构成了八二宪法背后的正统史观。通过对宪法修改过程史料的梳理，围绕修宪过程若干问题，本文提出了构造新的延续性这一命题。肖蔚云曾以秘书处成员的身份参与宪法修改，在宪法通过当月，他在北京市的学习新宪法辅导报告中就谈道：在全民讨论时，不少同志提出，最怕宪法不稳定。为什么如此拖延？在胡乔木阶段协助主持修宪的王汉斌有过一个讲法，由于一些重大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定下来，起草中对有些章节和条文提出了几个方案。⑥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64《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06—170页。为什么要在1980年开启全面修宪？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要经历三部宪法？这是重返历史现场后遇到的一个问题，当年的修宪者也自认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关键词】 八二宪法,宪法修改,稳定性,彭真 一、八二宪法的恒纪元：研究问题的提出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追根溯源，这是我们现行宪法的诞生时刻。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修宪启动时召开的，此后就一直没有再举行全体会议，直至1982年2月底，而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议程就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20两次全体会议相隔长达一年半。

我们可以想到许多理由来解释彭真阶段的快速度，但归根到底在于《决议》的通过，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划分了旧与新，更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乱和正，如何区分，就是《决议》在这个历史阶段具有的宪制功能。修宪建议开篇即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七八宪法，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很不适应当前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57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可能是大杂烩，只取不舍会造成新宪法不可承受之重。一九七五年宪法到现在已经改了三次。还有关键的一点，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另一件事上。彭真在修宪报告中就讲过，之所以要启动对七八宪法的全面修改，其历史背景在于从那时以来的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处在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

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2页。19《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4页。

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新宪法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载《红旗》1983年第1期。通俗地说，既然有了八二宪法，那么接下来就不要再有什么八五宪法或八八宪法，自八二宪法起，社会主义法制要以现行宪法为基础，构建具有延续性的政治。

33按照胡绳的这个表述，从胡乔木到彭真之间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这种风险，本文的辩护是，只要展示出小心求证的过程，犯错又有何妨呢？就学术研究而言，与其像复读机那样一遍遍地重复所谓的普世真理，不如进入历史，敢于提出未来有可能被推翻的论述。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沿用彭真报告的提法，在简史的基础上形成概论，但对重要依据缺乏细致的阐释和审慎的推断，只能给出语焉不详的简答。14而1981年上半年公布修宪草案，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提交全国人大的书面修宪建议的设想。任何历史学的研究都无法穷尽材料，即便我们看到的只是文献冰山的一角，这一角的展示也是有意义的推进。⑨叶剑英的这个阐释基本沿袭了中共中央在1980年8月底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

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根据《彭真年谱》，10月3日彭真讲话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修改宪法，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50《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139页。回顾中国立宪史，1949年之前政治动荡，宪法文本在面对政治硬实力时往往就是一纸空文，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多变也曾是宪法政治的基调。

68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2页。这样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不是八一宪法，或者转化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此次修宪未能按照一开始设定的进度完成，而是拖延了一年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修宪，设定新的宪法草案交由下一次会议审议，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修宪要在一年内完成。